降低入刑标准 压实场所责任

偷拍行为刑事追责门槛过高 专家建议

降低入刑标准 压实场所责任

　　目前，针对偷拍行为及相关黑灰产，我国法律已构建起多层次规制体系。
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澍介绍，在民事层面，偷拍行为侵害他人隐私权、肖像权，受害人可依据民法典主张停止侵害、赔礼道歉、赔偿精神损害等。在行政法层面，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将“非法安装、使用、提供窃听、窃照专用器材”单独列罚，处拘留并处罚款。

　　谢澍说，在刑法层面，根据行为目的与后果，偷拍行为可能触犯不同罪名，商家未经许可生产、销售偷拍设备，可能构成“非法生产、销售专用间谍器材、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”；若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并造成严重后果（司法实践中通常指导致被害人精神失常、自杀或自残；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社会秩序严重混乱；偷拍内容被大规模传播，对被害人造成毁灭性社会评价贬损），可构成“非法使用窃听、窃照专用器材罪”；若偷拍他人性行为并贩卖视频，构成“制作、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”；即便不贩卖牟利，也涉嫌“传播淫秽物品罪”。此外，偷拍获得的身体隐私视频，属于公民个人信息，数量或情节达到司法解释标准，则可能构成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”。

　　那么，对此类违法行为的打击治理存在哪些难点？

　　在谢澍看来，观察当前执法实践可以发现，针对偷拍行为的法律威慑不足。对多数偷拍行为，执法主要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，处以数日拘留或千元以下罚款。这与偷拍背后的经济利益（如黑产售卖）及给受害人带来的精神创伤、社会名誉损害相比，惩戒力度明显偏轻，难以形成有效震慑。

　　谢澍认为，刑事追责门槛过高，刑法中相关罪名的适用条件严格。例如，“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”要求造成“严重后果”，实践中往往需要达到被害人精神失常或自杀等极端情形；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”设有信息条数门槛，针对特定个人的偷拍常因数量不足难以入刑。这导致不少偷拍行为无法进入刑事司法程序。此外，偷拍行为隐蔽性强、取证困难，往往人机分离，证据易灭失。受害人大多在事后很久才发现，调查线索有限。加之部分案件涉及跨地域、跨境，进一步增加了查处难度。

　　“生产和销售环节的监管难度大。在生产端，多为隐蔽小作坊，并且摄像器材标准只看性能，不强制要求隐私保护设计，合法生产的设备容易被改造为偷拍工具。设备技术的不断发展让偷拍设备体积更小、成本更低，容易生产和获取。在销售端，商家通过拆分订单、虚假发货逃避追踪。”谢澍说。

　　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王烁指出，偷拍内容如果被加密，或上传至境外服务器，会对取证、追踪嫌疑人等形成巨大的障碍。同时，一些受害人可能担心二次受伤害，不愿意向执法机构报告，降低了违法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。

　　谢澍建议，治理偷拍，应推动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，从事后追责转向源头治理。当前刑事追责门槛过高是制约打击效果的关键因素，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条款，适度降低“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”中“严重后果”的认定标准，将“造成被害人重大精神痛苦或社会评价显著贬损”等情形纳入考量。同时，可探索设立“非法窃取他人隐私罪”作为独立罪名，将偷拍行为本身入刑，摆脱对器材专用性或传播后果的过度依赖。在民事层面，应统一精神损害赔偿的裁判尺度，在偷拍侵权案件中推广惩罚性赔偿，提高偷拍者违法成本。

　　“健全执法协作机制。建议由公安机关牵头，建立跨部门的信息共享与联合执法平台，明确民宿、短租房等监管薄弱地带的责任主体。执法过程中应强化技术赋能，运用大数据分析追踪异常设备交易流向，推广便携式防偷拍检测设备在日常巡查中的应用。”谢澍说。

　　“加强电商平台的责任，如关键词屏蔽、图像识别等，对于流入网络的偷拍内容，平台应及时识别删除。同时加强对公众的普法教育，尤其是教育公众注意相关证据的保存和固定。”王烁建议道。

　　谢澍认为，还要推动偷拍源头治理。应强制要求摄像头、智能家居等设备出厂时必须具备物理防偷拍设计，如不可拆卸的镜头盖、工作时必须亮起的提示灯。同时，建立摄像设备生产销售追溯制度，对违规改造、销售偷拍器材的企业和个人纳入行业黑名单，实施联合惩戒。压实场所防护责任，依据相关规定进一步细化旅馆、公共浴室等隐私敏感场所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，强制要求其定期进行偷拍设备检测并公示检测结果。

　　作为受害者，孟女士呼吁更多人能勇敢站出来：“社会上需要我这种较真的人，如果大家都能站出来，不法行为的生存空间就会变小。”

　　对于普通人如何防范偷拍，“追鼠记”给出了建议：“要注意生活中的异常细节，比如私密空间里带反光的不明物体、纸巾盒上的异常开口，发现后可以破坏或调整位置；还要积累经验，留意长期关闭且无维修通告的卫生间门，警惕莫名出现在卫生间的异性、长时间占用卫生间不出声的人。而在酒店等场所，要关注正对床铺的可视角度和连接电源的设备，比如消防灭火器、插座、空调，还有窗户缝隙这些隐蔽位置。”